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改革家，被誉为“中国船王”。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和成就。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呼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在重庆市北碚区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他不是北碚人，但整个北碚都是他的。矗立在中山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安静地守护着街市的繁华，是九十年前卢作孚特意从上海引进的；幽静恬适的北碚公园，近能俯瞰街景，远能眺望群山，系卢作孚当初专门为老百姓修建的平民公园；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运动场，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厂……“一人营一城”，在北碚，满城都是“卢作孚”的印记。因此，卢作孚被人们尊称为“北碚之父”。
“仰止前贤家国志，躬行吾辈路途长。”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北碚区纪委监委将通过系列故事来呈现卢作孚的优秀品质和廉洁风范，这些故事将按照卢作孚的人生轨迹，从他的少年觉醒、青年革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乡村建设等方面展开，让更多人走近卢作孚、了解卢作孚、学习卢作孚，去体会他在艰苦创业中坚守廉洁的初心，去感悟他作为一代贤达所展现出的高风亮节，进而从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让他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熠熠生辉，让廉洁文化在新时代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除精心规划市政，将北碚建成了一个花园一般的城市外，如何提升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始终在卢作孚的考虑之先，在时代的浪潮中，“重整河山”不能倚仗一人之力，唯有凝聚众人的智慧与力量，方能冲破因循守旧的枷锁，开辟出崭新的天地。
创办真正实行新教育的学校是卢作孚多年的梦想。1930年4月，卢作孚在上海考察期间，曾在写给峡防局副局长熊明甫的信中谈及“北碚青年孤陋寡闻，不但做事难以胜任，赴上海学习也易受挫”，提出要办一所峡局中学，以促进本地青年发奋学习。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下，当年秋，北碚私立兼善中学正式开学。“兼善”之名，取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蕴含着卢作孚深远的教育理想，即培育出能造福社会、惠泽民众的栋梁之才。
兼善中学最初设置在火焰山东岳庙（今北碚公园）下殿，条件极为简陋，仅收学生一班，共23人。后经过募捐，学校才建起了主楼和两栋平房宿舍。其主楼为西式风格，但又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因通体红色，故俗称“红楼”，至今仍矗立于北碚公园一侧。
学校办有兼善农场、兼善餐厅、兼善公寓、石灰厂等，既是培养学生的劳动基地，又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坚持办学。学校适应时代需求，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研究，教学方法多样。同时，学生生活丰富多彩，校内有社会科学、文学、体育、音乐研究会和读书会，有话剧团、川剧团、歌咏队、国乐队、武术队、舞蹈队及各类球队，定期进行研讨、演出和比赛。
在传播知识之外，卢作孚非常重视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和社会救济活动，他希望从“兼善”走出的学生，“有充分之科学知识，有良好之劳动习惯，有相当之职工技能，有确实之组织能力，高尚之健全体魄……于事业为诚实之职工，于社会为健全之公民”。在这样的教育愿景指引下，学生们刻苦耐劳、舍己为人、爱护人民的行为，充分诠释了当时社会各界称颂的“兼善精神”。
卢作孚接管峡防局之时，整个辖区仅有一所由书院改制的朝阳初级小学稍具规模，其他场镇小学皆规模甚小，另有乡村私塾若干，中学则一所都没有。卢作孚就任局长次年，便创办了实用小学，并将自己儿子送到这所学校读书。1932年春，他将实用小学更名为“兼善小学”，作为兼善中学小学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卢作孚主张的“抗日救国”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师生，兼善中学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1939年，学校不仅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还组织成立了“七七少年团”“重庆救国会”等进步组织，学生们自发筹措经费，在北碚周边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通过演出活报剧、街头剧，为前方将士募集过冬衣物。一时间，青年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北碚及周边地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为学校赢得了“舍得干，读兼善”的美誉。
后来，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兼善中学增设商业班，专门培训财会人员，并开设高中部培养知识青年。1942年4月，为了把学校长久办下去，卢作孚又将校址迁到毛背沱。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中，百年“兼善”持续散发着独特的人文魅力。
1930年3月至8月，卢作孚组织人员前往华东、东北和华北等地学习考察时，深刻体会到日本以科学手段侵略的危害性。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日本人侵略满蒙有两个更厉害的武器为平常人所忽视，一个是满蒙资源馆，一个是中央实验所……”
于是，未等考察完全结束，卢作孚便在归途中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1930年秋天，卢作孚获相关学界、政界人物鼎力支持，发起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倡导“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这是当时四川省的第一所科学研究院，由卢作孚亲任院长。
西部科学院利用北碚火焰山岳庙旧址作为办公地点，下设工业化验所、农业试验场、博物馆等单位。后经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和中华文化基金会、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四川省教育厅等各界捐款，逐渐扩大为生物、理化、农林、地质4个研究所。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中国西部科学院首开北碚研究、引进现代应用科学技术之先河，这4个研究所开展的地质构造、矿产资源、动植物标本等调查研究，为开发西南地区自然资源提供了厚重有力的学术支撑。作为我国首家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也为西南地区这一曾经的科学荒漠带来了无限希望。
研究院成立后举办了科学展览，前来参观的民众第一次看到了来自南洋的风物和边地神秘少数民族的服装、用具、文物和珍贵的动植物标本。其中，南洋风物是卢作孚在上海的朋友黄警顽先生送的，还有许多展品是由峡防局少年义勇队跟着入川考察的科学家到川康地区采集的。从此，任何人都可以到科学院的陈列室参观，激发对科学知识的兴趣。
此后，西部科学院又另觅北碚文星湾作为新址，建起一座实验楼，此楼由杨森捐款兴建，因杨森字“子惠”故而名为“惠宇楼”。此前卢作孚曾出面调停了刘湘与杨森的一场冲突，杨森因此获得军火赔偿两万元，便将这笔钱捐给了西部科学院。新建的实验楼为小青瓦歇山顶，一楼一底加阁楼，有飞檐翼然，矗立于文星湾小丘之上，颇为壮观。
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发展科研事业外，卢作孚还积极迎接全国20余家科研机构内迁至北碚。在经费十分拮据的境况下，卢作孚带领中国西部科学院在仪器、设备、图书乃至房屋等方面，全部无偿提供支持以恢复科研工作，使得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和精华得以保存和延续。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发扬联合、协作的团队精神，联络内迁北碚的十余家全国性学术机构，共同组建了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卢作孚等人数月的苦心筹备下，以惠宇楼为展览大楼的中国西部博物馆正式成立，这是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作为弘扬战时科研成果的重要窗口，北碚也因此成为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正如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所言：“（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在一个小镇上，叫作北碚，位在嘉陵江岸……”1948年，北碚成为四川省“模范实验区”，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
民国时期人才奇缺，偏远乡村尤其如此。卢作孚主张“尽力揽人才”，要求“大才过找，小才过考”（此处的“过”，系四川方言，意为“依靠”）。
所谓“大才过找”，就是多途径地招揽人才。一是走出去。1930年3月到8月，卢作孚带领峡防局及下属机构负责人出省考察“搜求人才”。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曾任胶济铁路总工程师的丹麦人守尔慈，他被卢作孚请回来担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当时，卢作孚在峡防局没有领薪水，在民生公司也仅仅领着30元的报酬，而他给守尔慈的月薪竟然高达600元。65岁的守尔慈为卢作孚诚意所感动，带着全家老小吃住在条件简陋的北碚矿区，起早贪黑勘测路线，工作十分卖力。二是请进来。1933年8月，卢作孚争取到国内顶尖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把年会放在北碚召开。他往返上海、重庆协调，派出民生公司“民贵”号等作为专轮，为会议提供服务。因此，中国科学社及众多学者为北碚推介了不少人才。整个抗战时期，北碚接纳了一大批科学家和文化名人，形成“三千名流汇北碚”的壮观时代景象。三是“筑巢引凤”。在不懈努力下，卢作孚利用中国西部科学院吸引了一大批科学家在此聚集。
所谓“小才过考”，则是卢作孚立足北碚实际，选拔培养骨干，提高职员素质。一是招考培训后备人才。从1927年夏起，峡防局在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中，前后选拔招录500多人，组成学生一队、学生二队与模范队。除此之外，还招收了“少年义勇队”，该名是卢作孚四弟卢子英提议的，灵感来自他对“少年中国学会”会刊的良好印象。报考第二期少年义勇队的达千人之多，由卢作孚亲自组织复试，最后录取者不足百人。卢作孚率先垂范，夏日与学员们一道顶着烈日训练，冬天则带头下水，领着学员在江中游泳、磨炼意志。二是峡防局职员“全员过考”。该考试的内容十分耐人寻味，以1932年7月考题为例，既有针对岗位履职情况的，如“对于本身职务上之感想与困难及今后改进办法”，也有反映对全局工作掌握程度的，如“峡区半年来治安文化经济事业之变迁”，还有时政内容等等。峡防局每周有读书报告会和工作周会，职员们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和工作进展。“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还将峡防局职员分为外交、经济、时事等若干小组，搜集各种资料，专题研究东北问题。三是注重日常绩效考核。峡防局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具体到对职员工作中的请假和生活中的着装等都有相关规范，如每日拂晓放炮起床、办公时间六小时、读书和运动一小时，晚上九时放炮就寝等，还要求参与挖土、修路等志愿服务，每天都要填日报，定期进行考核。最后，综合峡防局职员文化、业务考试和绩效考核的成绩，作为升职加薪依据。
相比于提升专业素质，对于人才的训练，卢作孚更加注重社会品德的培养。他招收的人才，入队时首先要宣誓：“锻炼此身，遵守队的严格纪律；牺牲此身，效忠于民众，为民众除痛苦，造幸福。”卢作孚还时常教导学员要公而忘私，人人为事业，事事为社会，不争取地位，不计较待遇，不贪图享受。彼时，北碚公共体育场新营房门首上醒目书写着：“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这一丈见方的十个大字，时刻提醒和激励着北碚青年以坚韧的品格、广阔的胸怀投身乡村建设。
不仅如此，“大才过找，小才过考”也成为了民生公司采用的聘任办法。卢作孚在《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中说道，“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者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够切实帮助社会。许多人都把这个意义弄不清楚，往往败坏事业，成功自己，自己虽说是成功，社会却失败了。因为自己这种成功，是从剥削社会得来。”
卢作孚以教育为火种，在北碚点燃了文明觉醒的火炬。他以 “超个人成功”的格局重构教育本质，让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普惠民众的甘霖。从实用小学到西部科学院，从少年义勇队到三千名流汇聚，他用教育与科研的双桨，将北碚从文化荒漠推向科学高地。那镌刻在红楼门楣的“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十字箴言，不仅是对青年的训诫，更是对整个民族的期许……
